几个月前，人们可能会将类似“美国对东南亚太阳能电池板征收最高达3521%的关税”这样的新闻当作笑话来看。如今，在经历了特朗普重新执政百日来接连不断的政策轰炸之后，这样的事情已经不足以为奇了。不过，随着经济力量格局的转变、技术变革的涌现、民众情绪的不断重构和扩散，它也反映出了更宏大的变局。在世界秩序分崩离析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气候危机？
毋庸置疑，气候危机是一个不断演进的灾难性现实。去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全球气温首次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摄氏度，这即是《巴黎协定》设定的全球温升控制目标。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2024年，野火、热带气旋等极端天气事件导致的流离失所人数创2008年以来的新高。家园和生计被毁，自然系统遭到破坏，这些都加剧了武装冲突、粮食价格上涨带来的全球冲击与压力。
然而，正如迈克尔·埃弗里（Michael Every）所言，从惩罚性关税、中美贸易战升级的风险，到特朗普对格陵兰关键矿产的觊觎，我们不能只就温度变化图上的曲线来谈论气候变暖了，而是要关注地缘版图上的边界线。应对气候变化意味着我们必须脱离那个注重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的理想世界，正视这个强权对垒、奉行零和经济博弈、各国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采用强硬经济手段的世界。
2月，汇聚全球政要的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把极端天气和山火、自然栖息地破坏以及气候变化列为各国整体面临的“头号、二号和三号”安全风险。然而，国际媒体对此次会议的关注点并不是地球物理层面的危机，而是地缘政治博弈：比如美国副总统万斯的演讲。
这或许预示着欧美之间，尤其是双方围绕俄乌冲突问题，出现了新的裂痕，但这也印证了一个更广泛的趋势：各国正加强对供应链的把控、多边主义遭到摈弃、有关发展和外交的最后一丝国际共识被颠覆。就气候问题而言，理解这些现实以及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至关重要，尤其考虑到中国作为发展型国家的核心地位以及其在经济全球化中发挥的作用。
竞争
回到关税问题。这些曾令人难以想象的关税，恰恰反映出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地缘政治、经济与贸易议题在此前的气候对话中遭受的双重待遇：要么被排除在外，要么被淡化。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任内，贸易紧张局势不断升级，2024年美国更是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中国主要面向出口的低碳产业大举转移至东南亚。对话地球就曾对此进行过深入报道。
虽然这一举动有一部分是为了应对制裁和关税（据报道，中国公司仍在探索通过第三方国家转运的渠道），但从中方角度来看，这显然是更具长远考量的战略布局。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黄益平去年曾建议中国政府在清洁技术领域采取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举措，通过刺激对中国制造商产品的需求，来消化过剩产能，同时支持绿色转型和增长，形成良性循环。
此类做法与中国政府从国家利益出发，长期耐心地对低碳创新进行战略性扶持是一致的。正是因为这样，中国才能在这些领域无可争议地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的绿色产业逐渐不再以富裕国家作为出口目的地：目前其太阳能组件、风能技术和电动汽车有一半出口到了全球南方国家，而非发达国家市场。2020-2024年间，中国风电设备出口增幅最大的国家是南非，同期电动汽车出口增幅最大的国家是巴西。
尽管如此，黄益平提出的“马歇尔计划”代表着更大的雄心。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例如由大型国有政策性银行提供贷款。 2013-2023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拓展海外市场的，这段时期的投资总额超过了1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投入到了大型传统基础设施项目中。不过，目前这类投资已经大幅收缩。
目前中国对外投资的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一是，中国在全球南方的投资变得更加绿色，一部分是为了顺应国内相关准则（基本为自愿性质）的要求，但更主要是为了履行中国在2021年单方面做出的不再新建海外煤电项目的承诺；二是，投资项目平均规模缩小，这反映出中国自身经济的下行趋势。商业贷款机构的作用得到提升，投资也更多地集中在可再生能源、转型矿产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等战略性领域——这种模式有时被称为“小而美”。
因此，美国的强硬立场不仅源于保护本土制造商和工人免受外国竞争的呼声日益高涨，或者是总统本人对关税的痴迷——特朗普曾称“关税”是“最美妙的词汇”（the most beautiful word）；更是受未来能源技术及相关组件战略竞争加剧的推动。因此，当美国商务部调查发现，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等国的中资光伏企业接受补贴并“向美国市场倾销产品”时，其激烈的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再次用“贸易战没有赢家”这句话予以回应也在意料之中。不过，他的回应远不止于此。4月中旬，习近平访问越南、马来西亚和柬埔寨，这是他今年首次出访海外。此举既是为了向东南亚伙伴表明，面对特朗普引发的乱局，中国将继续为他们提供支持；也是为了深化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安全联系，巩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框架下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一体化长期地缘战略布局。习主席的此次出访还达成了一系列新的协议，其中越南45项、柬埔寨37项、马来西亚31项，涉及基础设施、绿色生产、供应链等多个领域。
同样，习近平还不失时机地将中国定位为持续贸易和一体化的捍卫者，以及气候合作的倡导者。4月，他在巴西COP30气候谈判前举行的联合国视频峰会上发表讲话时含蓄地提到了美国，并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不会放缓”，他还强调了中国继续履行《巴黎协定》承诺的决心。该协定以中美合作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中国产业政策所带来的低碳技术价格下降。
新的权力联系
这对气候进程意味着什么？首先，无论是在非洲大陆、拉丁美洲、还是在东南亚，对那些当下正处在经济决策重要关头的新兴市场来说，要了解它们的未来，就需要密切关注贸易、金融和地缘经济，尤其要关注中国以及正在显现且不断升级的中美博弈所带来的风险。其次，在日益割裂和无序的世界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机构所体现的全球协同行动越来越希望渺茫，这就是现实。
然而，从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的持续部署和竞争中可以看出，脱碳的力量正在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民族国家的力量，及其通过积极行动所释放的技术力量也是毋庸置疑的。在此背景下，那些以国家安全、边境关税和产业政策为核心，而非以多边共识或者全球治理为出发点的气候战略正变得愈发重要。
例如，今年4月美国两位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卡西迪（Bill Cassidy）和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提出的《外国污染费法案》（Foreign Pollution Fee Act）不仅得到了气候组织的支持，还得到了希望美国制造业能够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得保护的业内人士的支持。卡西迪说：“气候、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能源政策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如果制定的措施可以同时解决这一系列关联的问题，那么就能达成四个目标，这就是这项政策的目的所在。”
这听起来和中国的策略不谋而合，事实也确实如此。中国的国家能源战略虽与时俱进，但始终没有放弃安全这一重心，也就是依靠自给自足，而不是为了灵活性依赖其他国家的进口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总而言之，我们既要认真领会习近平主席2021年对油田工人说的“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这句话，也要认识到中国同时正在努力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等方式转型为一个用电子取代分子燃料的“电力国家”（electrostate）。
气候政治的新格局正在显现，这并不意味着全球脱碳进程的结束，而是代表着国家、国际贸易及其引发的矛盾、以及贯穿其中的地缘政治走上前台，取代了过去十年一直发挥主导作用的多边论坛机制。在这个新格局中，作为全球能源转型、贸易和生产中心的发展型国家，中国将扮演什么角色？随着自身经济放缓，面对各国对价值链提升和技术转让的更高要求，中国是否会加倍努力实施以绿色产业为支点的“马歇尔计划”？亦或随着特朗普再次主政和“政治风向转变”带来的全球ESG承诺和关注度大幅缩减，中资金融机构和企业是否也会随之后退？
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理解目前气候政治格局的核心所在，其紧迫性毋庸置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