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各国政府和企业陆续做出一系列高调的减排承诺，但这却未对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产生任何实质影响。最新数据显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21年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主要推手是中国的煤电经济。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星期二发布的报告，全球能源相关的碳排放量去年增加了6%，达到创纪录的363亿吨。IEA分析，逾20亿吨的碳排放量年比年增长也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增幅，其增长抵消了2020年疫情导致的排放量下降。
而根据IEA数据，全球碳排放增长大部分来自煤炭生产与消费都占全球供应一半以上的中国。不论2020年或2021年，中国都是全球唯一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IEA指出，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上升至119亿吨以上，目前占全球总量的33%。
人类活动导致气候突变，其中煤炭燃烧是大气污染的最主要来源。这也是中国此次碳排放量上升的主要原因，直接导因是电力需求的创纪录增长。尽管中国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于2021年的增长也达到新高，其电力需求的增加过半还是得靠煤炭满足。
中国正在计划大幅增加煤炭开采，以减少对进口的依赖。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周告知政府官员，国内煤炭产能必须提高约3亿吨。建立国内供应以保障能源安全的这一系列举措，很可能阻碍中国落实之前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设定的雄心目标。
中国曾说，随着它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各经济领域的碳达峰目标，煤炭消费应该在2025年后逐渐下降。
在印度，燃煤也是该国碳排放量于2021年反弹至超越2019年水平的主要导因。随着可再生能源增长放缓，印度的燃煤发电量创历史新高，较疫情前水平跃升13%。
整体来说，燃煤导致的碳排放占2021年全球排放量增长的四成，达1153亿吨，创历史新高。
煤炭消费量的增加，主要因许多之前受疫情拖累的国家正尝试重启经济却在过程中面对能源短缺问题，尤其天然气价格飙升更加剧了问题。天然气发电的碳排放量也在2021年攀升至75亿吨，即高于2019年的水平；由于航空运输仍未恢复，燃油碳排放量维持在107亿吨，即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至于美国，其2021年的碳排放量比2019年的水平低4%；欧洲的碳排放量较2019年水平降2.4%；日本碳排放量则反弹少于1%。
目前，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量为8.2吨，低于中国的8.4吨。
摇摆不定的净零承诺
全球排放量的增加，让人质疑各国脱碳的决心。代表全球约九成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国家和企业均已承诺实现净零排放，以在本世纪末将全球温度上升限制在1.5摄氏度。
这包括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的中国。根据气候行动追踪组织（Climate Action Tracker，简称CAT）的分析，只要中国达到目标，全球气温将可降低0.2至0.3摄氏度。然而，CAT也指出，考虑到中国的规模及其对煤炭的依赖，它目前的气候目标“严重不足”（highly insufficient）。
印度对于导致高度污染的化石燃料的依赖，相信也会影响它向去年11月在COP26气候谈判中设定的2070年净零排放目标迈进。印度总理莫迪指出，印度人口占世界人口17%，但它的碳排放量其实只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5%；莫迪呼吁外界给予印度气候融资与技术方面的援助，协助它摆脱肮脏能源，实现转型。
从澳大利亚的野火到德国的洪水，如今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倡导投资者与股东改变行为的非盈利组织“播种”（As You Sow）因此呼吁企业和政策制定者“不要只设定目标”，而要立即采取实质的减排措施。
该组织今年2月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50大企业中，大多数企业都缺乏全面、与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挂钩的减排目标，这些企业也不会公开它们在减排方面取得的进展。 可持续发展咨询公司ENGIE Impact也发现，亚太地区有多达六成的公司没有设定脱碳目标。
“播种”总裁富格蕾（Danielle Fugere）认为，企业必须设定更宏伟的近期减排目标、制定强有力的过渡计划以详细说明实现这些目标的步骤，并且在推动全面气候政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富格蕾说：“为了保护人类社会和全球经济，当务之急是采取与《巴黎协定》目标一致的减排措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企业界必须制定重视问责与透明等原则的气候转型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