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有关气候行动的探讨大多关注过去以及现在的最大排放国。但放眼未来，最大的气候风险，其实来自已签署参与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60多个国家。
2013年，中国发布一带一路计划，其主要任务在于为基础建设投资，提高参与经济体的联接性，而大部分的参与国是较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人们期待一带一路计划会促进这些经济体的快速GDP增长和发展，该计划相关的基建和其他投资也有可能造成重大的环境和气候影响。
就现况而言，除中国外的一带一路国家的GDP占全球的18%，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的26%。在未来20年间，一带一路国家平均GDP增长速率预计会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2倍，相应的投资也会占据全球总投资的半数以上。而在最坏情况中，一带一路国家也会在2050年排放超过全球总数一半的二氧化碳。
在本文两位作者共同执笔的一项即将发布的研究中，我们依据一带一路国家按照目前的碳排放强度，而得出上述的数据。在这种预测中，我们也假设其他国家按照巴黎气候协定的要求减少排放。也就是说，如果不提高一带一路国家的气候意识，他们的发展将会严重削减国际实现气候目标的努力。
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个风险。尽管全球很多投资者对气候风险愈发敏感，并对碳密集型资产逐渐失去兴趣，大部分一带一路的基建项目还是不太可能会受到这种压力，毕竟，大部分的一带一路国家没有碳排放相关的义务或者利益，也没有能向投资者展示碳密集型资产的隐藏代价的碳价体系。
此外，这些国家的碳密集型资产都会被放在公共资产负债表上，这样就更不可能变成“搁浅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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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够以注重气候影响的方式去管理这些项目，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将会削弱世界各国在实现气候目标上的努力。
为了确保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不会影响全球气候议程的推进，有关方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幅度减少针对这些国家的新投资所带来的碳足迹。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未来几年所作出的投资决策将会决定关键基建项目和大型房地产资产的碳强度，而这些项目会持续运作超过数十年。
首先， 必须说服全球投资者在给一带一路区域投资时采用绿色原则。为此，可以推广“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reen Investment Principles for the Belt and Road）——该原则由中国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和伦敦市政府于去年11月共同发布，并在世界主要资本中心伦敦、香港、纽约和新加坡实行。要求投资者公开一带一路基建项目的碳足迹，而不仅仅是报告气候变化为投资带来的风险，也可以改善这一情况。
第二．在宣传一带一路国家低碳投资方面，中国也可以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这也符合中国政府高层推进可持续发展、以及担任国际气候领导角色的承诺。
举例来说，中国可以要求所有来自中国金融机构和非金融组织的一带一路投资都要遵守特定的绿色标准。这可以通过让中国和国际的顶尖公司签订低碳协议而实现、让他们给一带一路国家投资项目的同时，也提供绿色科技。
最后，国际组织应该增加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支持，帮助他们将基建发展更加绿色。除了环境治理，这些机构也应该帮助各国推进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增加绿色公共采购能力。
归根结底，大部分一带一路基建投资依旧依赖国际资金支持，而参与计划的大国金融体系，也会越来越对国内投资的碳强度起到塑造作用。
一带一路有着激活发展中经济体增长、以及为数百万人提高收入的潜力，但是我们需要确保这些好处不会被不断恶化的环境变化所抵消。现在正是中国和国际社会共同合作的时机，各方应采取具体行动，确保一带一路投资是气候友好型投资。
马骏，中国人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目前担任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以及中国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席。Simon Zadek是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中心高级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