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一位首席能源研究员表示，如果中国在未来几年未能调和其气候目标与其他发展重点，那么它的减排速度很可能会过慢，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经济崩盘才能让中国达成气候目标了。
周三（2月24日），新加坡国立大学能源研究所高级首席研究员菲利普·安德鲁斯-斯皮德（Philip Andrews-Speed）在一次线上会议上表示，协调不同的政府目标将是中国接下来十年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来进行政策权衡。
他告诉听众说，随着各国对经济进行全面改革以削减排放，必将会出现所谓的“赢家和输家”，各国政府需要拿出政治意愿，解决在开始改变方向时可能会出现的政策紧张局势。
然而，没有迹象表明，中国三月即将发布的十四五规划会彻底解决可能阻碍中国气候行动的政策冲突。
虽然从官方文件的文本中可以看出紧张局势趋于明显，但如何缓冲必要干预的影响还有待揭示。这也让人们对预计于2021年晚些时候或明年年初出台的能源发展五年计划有了更多的期待。
“如果中国保持3%至4%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未来5年或10年内，要解决潜在的紧张局势，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如果政府在这段时间内不这样做的话，（低碳转型）将会慢得多，”安德鲁斯-斯皮德在“中国制定能源发展五年计划面临的政策紧张局势”的活动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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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可能不是（中国）的首要议题。而且就算今天是，明天可能就不是了。
菲利普·安德鲁斯-斯皮德，新加坡国立大学能源研究所高级首席研究员
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在十年内达到碳排放峰值。自那以后，人们已经进行了多项研究，探索了如何使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和技术。
安德鲁斯-斯皮德还提到说，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基本上没有考虑到中国政府的许多其他紧迫政策重点，如宏观经济、工业、社会和安全目标。
“碳中和可能不是（中国）的首要议题。而且就算今天是，明天可能就不是了。”他说道。
例如，中国目前的能源政策中有几个因素有可能会破坏更为先进的环境议程。
在推动能源供应自给自足的过程中，为了努力应对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带来的间歇性挑战，中国在2019年放松了对燃煤发电厂发展的限制。
这促使地方政府去年批准建设了36.9吉瓦的燃煤发电装机容量，是2019年的三倍，使正在开发的燃煤发电厂总容量达到了247吉瓦，可以满足整个德国的电力需求。同时，中国还在继续扩大其石油化工产业。
此外，在中国，具有一定惰性的国有企业在能源领域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这阻碍了减排所需的技术创新。
中国可能一直在向国有企业施加压力，要求其具备商业可行性，同时推动市场力量，促进颠覆性低碳技术的发展。但这也引发了人们对这些企业能否保持现有员工数量的质疑。社会稳定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还是要尽可能地避免大规模失业。
中国社会政策与气候承诺冲突最大的行业就是煤炭行业。据了解，中国仅煤炭行业就雇用了数千万人。特别是随着该国从新冠疫情中恢复过来，就更有可能不愿放弃现有的化石燃料工业。
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政策与其煤改气的供暖目标也存在冲突。与煤炭相比，天然气被认为是一种更清洁的热源和动力，但它的成本却要高得多，而且最近几个月的严冬迫使中国北方省份的贫困家庭不得不受冻，以削减取暖成本。
即将出台的五年规划旨在到2035年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这意味着从2021年到2035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4%。然而出于对社会稳定的考虑，中国很难将如此快速的增长与排放进行脱钩。
安德鲁斯-斯皮德指出，新的发展蓝图仍有可能解决这种紧张局势，但过去的实践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目前，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全球的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