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许多贷款机构和国家投资者还在向接受它们融资的高碳排放行业施压，以加快推动这些产业转向低碳商业模式。不过，这些机构尚未披露具体策略，解释它们接下来要如何为绿色项目筹集资金。
上周在新加坡举行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Bloomberg New Economy Forum）上，来自本区域金融机构的代表似乎都同意须制定一个碳定价策略，但在具体要如何为碳这种大气污染物定价的问题上，各方在发表意见时都显得格外谨慎。
在新兴技术的关键融资原则上，参与讨论者也未达成共识。这些技术当中，好些虽然目前在商业上不可行，却有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巨大潜力。
总部位于北京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就反对多边机构在推动新技术研发方面扮演主导角色。行长金立群指出，太阳能和风能技术确实有”巨大的效率提升空间”，但为这些技术发展融资的责任应该更多地由监管机构和政府去承担，并将碳税收入用于投资更多的研发。
金立群也指出，根据亚投行在其研究中估计，若要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世界在2050年前需要约50万亿美元的资金。
他说：“我们不能再一直重复低效率项目了。开发银行也知道这一点，但我们能做的有限。我们不是风险投资家，我们只能投资那些技术成熟的项目，所以投资研发的责任不能由我们承担。”
将碳价格作为技术变革的杠杆
尽管一些专家提醒必须避免过度依赖市场机制来减缓气候变化，这并没有阻止许多国家政府将碳定价视为目前最重要的减排方案。
无论是通过以每吨温室气体计算固定价格的碳税，还是限制行业和企业排放量的碳总量管制与交易（cap-and-trade）计划，这些政府都坚持着同样的论述：为碳定价是推动产业向低碳转型的关键。
参与论坛者表态支持这项做法。他们认为，碳定价可以起杠杆作用，将资金有效地转至减排技术的相关投资。
随着市场的发展，更高的碳价格可能会促使公司削减排放，成为投资决策的关键。今年11月22日，欧盟的碳价格跃升至每吨71欧元（79.79美元），创下了新的记录，是年初价格的两倍。中国的碳价格一直稳定在每公吨7.88美元至8.76美元之间，但公众普遍认为这个价格太低，无法推动电力行业的大幅脱碳，也无法激励人们放弃使用煤炭。
上个月接管新加坡淡马锡控股（Temasek Holdings）的首席执行官迪尔汉·皮莱·桑德拉塞加拉（Dilhan Pillay Sandrasegara）认为，对碳进行竞争定价是当务之急。淡马锡是市值2820亿美元的国有投资公司。
皮莱指出，这将有助于企业了解其商业模式“真实的资本成本”。他说：“碳定价不应只有遏制企业进行高碳项目的作用，它也可以引导企业将资金转而投放在所需的解决方案上。”
然而，环保主义者对碳交易和税收计划的有效性一向都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只会为能源用量大、目前愈加面对减排压力的企业提供捷径。如果碳税过低，高碳排放量的产业根本没有动力为昂贵的减排技术买单。这几乎是变相许可他们继续污染环境。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对冲基金经理普惠资本合伙人公司（Inclusive Capital Partners）的创始和管理合伙人林恩·弗雷斯特·德·罗斯柴尔德（Lynn Forester de Rothschild）指出，会出现分歧，主要因为有两派人，第一派相信市场会调节并“正确定价”，但另也有人不相信市场。
罗斯柴尔德一向强烈主张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并对大企业实施更严格的监管。她认为，尽管存在疑虑，要让市场有确定性，就要为碳定价。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估计，即使风能和太阳能项目继续以惊人的速度推出，到2024年，可再生能源将只占世界能源的30%。罗斯柴尔德认为这速度太慢了。
她说：“如果我们不加速投资于能够拯救地球的大方案，那么这些技术最终只会被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所拥有，因为目前只有这些公司有能力开发。碳定价将会成为技术发展的杠杆，确保碳捕捉和蓝氢、绿氢生产等目前在商业上不可行的解决方案获得融资支持。”
“问题不在于缺乏创新，而在于经济考量的欠缺。”
罗斯柴尔德指出，在美国和英国，决策者也开始提倡落实碳红利（carbon dividend）计划。碳红利主要能确保碳税收益最终会拨回给一般住户。这样一来，低收入住户的经济情况能更有保障；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可能得到比税额更高的补贴，成为净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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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缺乏创新，而在于经济考量的欠缺。
林恩·弗雷斯特·德·罗斯柴尔德，普惠资本合伙人公司的创始和管理合伙人
罗斯柴尔德说：“这意味着社会将介入帮助那些无力承担过高税额或碳价的人，无论是电费或交通费用。人们现在或许认为碳红利的概念过于超前，但这项新方案背后的运作逻辑却值得政府考虑，即我们需要确保气候行动的负担不落在工人阶级身上。”
崎岖的转型之路
碳税的监管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可持续投资的不足。皮莱提醒，并非所有人都相信有“气候红利”，他们也因此不采取行动，不愿意支持可持续投资。
他说：“这是大问题，因为在气候转型中，必须先承担成本，较晚才会看到收益。对于投资者来说，你必须做好准备，投资的酝酿期会更长，可能好长一段时间都不会看到盈利。”
中国和印度今年出现的严重能源短缺，也预示未来几十年亚洲能源转型的不稳定程度。皮莱说：“政府需要对民众诚实，告诉他们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他也提醒说：“部分行业会受到转型冲击，劳动队伍必须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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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转型中，必须先承担成本，较晚才会看到收益。
迪尔汉·皮莱·桑德拉塞加拉，淡马锡控股首席执行官
今年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紧接着COP26气候大会举办，因此也聚焦探讨格拉斯哥峰会上各国的多项气候承诺。
针对发展融资，亚洲开发银行（亚行）副行长艾哈迈德·赛义德（Ahmed M.Saeed）指出，太执着于为帮助贫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而做出的1000亿美元承诺，其实是放错了重点。
他认为，问题更多在于当前的可持续金融分类不适合新兴市场。赛义德说：“市场结构的不匹配导致市场存在着巨大的裂缝，资金四处流动，但却无法实现其目的。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往往是缺乏技能。资本成本不是主要问题。”
在2009年的COP15会议上，发达国家以美国为首，承诺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前转向低碳未来。发展中国家对化石燃料的严重依赖使得它们在加速脱碳的过程中首当其冲，这些国家也遭遇气候变化带来的最严重影响，因此承诺的未能兑现让它们颇为恼火，尤其它们大多认为气候影响更应归咎于富裕国家。
赛义德说，100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是一个“虚构”的数字，是未经仔细分析得出的数字。
他说：”它本质上也假定采取气候行动是一种责任分担，需要分担成本，但我们如今清楚，几乎每一项净零技术或活动最终都会达到商业上可行的程度。我们因此须改变论述，否则人们不会有把握机遇的动力。”
赛义德承认，在解决气候融资问题上，多边开发银行和金融机构一直被称为“落后者”。金融业目前正面临巨大的考验，本世纪后半段金融机构相信将面对更严格的审查，该行业是否能认真对待全球变暖将是关键。
他说：“我乐观地认为像亚行这样的开发银行有独特的优势。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知识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网络，协助引导资金流向这些国家，扮演好中间人角色。过程可能会很混乱，但我们正在努力把事情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