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方政策及投资者需求的推动下，中国绿色金融相关标准的协调工作已逐步落实。观察家指出，随着市场环境迅速蜕变，再加上政府加大监管力度，这将在整个亚洲激起涟漪效应，进而推动各国的可持续金融发展。
金融市场情报公司路孚特（Refinitiv）亚洲可持续金融与投资主任卡梅伦（Michelle Cameron）说：“在完善绿色金融尽管方面，亚洲过去都落在其它国家后头。但如今我们开始看到改变，而且在许多方面，中国很明显是领头羊。”
路孚特由伦敦证券交易所持有，卡梅伦则是在此次其机构所支持Eco-Business主办的首场聚焦中国活动“China X Asia”上发表上述言论。这场上个月举办的论坛主要探讨中国绿色金融市场监管条规的改变，以及这会如何影响亚洲其它金融枢纽。
卡梅伦认为，中国下来应该强制要求企业呈报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信息，目前各式各样的监管框架也须统一协调。对于中国启动世界最大的碳交易市场，卡梅伦则指出，尽管如今市场仅涵盖部分行业，她有信心此举将有助拓展亚洲目前在买卖碳信用额方面刚起步的市场。
她说：“即使你不支持碳抵消，你也无法否认，中国推出碳交易平台，将会改变国内市场甚至是整个区域的相关游戏规则。”
参与论坛者都是关注中国可持续金融的专家。（图左下起，逆时针）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FISF）经济学教授及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主任王珂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迪卡诺萨、路孚特（Refinitiv）亚洲可持续金融与投资主任卡梅伦、施罗德投资集团（Schroders）亚太区可持续策略主管邓铠俊，以及主持活动的Eco-Business执行主任杨娟蕾。
参与论坛的中国观察家都认同，中国的可持续金融领域正发生一些重要的改变。中国的绿色债券市场发展迅速，但中国债券目录中的“清洁煤”，即包括去除杂质的洗煤厂等煤炭开采与洗选项目，长久以来被批评为不符国际标准，让它受到国际投资者与环保组织诟病。不过，2020年5月，中国中央银行发布了新拟定的指导原则，终于将目录里的清洁煤项目剔除。
中国也在与欧盟这个另一重要绿色金融市场合作，以推出一个双方认可的共同分类目录，即能够协助投资者辨别哪些经济活动属“绿色活动”的系统，加强两个区域之间金融标准的互操作性。
令人担心的迹象：煤炭在亚洲再崛起
领导上海绿色金融智库的王珂礼（Christoph Nedopil）相信，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完善，反映的是中国希望建立一个全方位绿色金融体系的野心。不过，他指出，中国毕竟是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其绿色金融制度运作起来也较其它国家复杂。
其中，这位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FISF）经济学教授及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主任指出，尽管中国为绿色投资引进了大量资本，其碳排放总量同时也仍持续攀升。
他指出，中国最近在全国两会，即其一年一度举行的重要政治会议上，基于全球充斥不确定因素，重申了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以及提及推广“高端煤炭技术”，也令人担忧。
印度尼西亚巴淡岛上一座燃煤发电厂。图片来源：Dj Onces Saputra, CC BY 3.0
外界常用凶猛的龙和友善的熊猫比喻中国，而王珂礼认为，若谈及中国的策略会如何影响亚洲的绿色金融发展，它可以两者皆是，这两个人们熟悉的文化标志拿来形容中国都贴切。他说：“中国是个非常复杂的国家。我想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中国，很多不同的事情可以同时发生。”
例如，王珂礼说，尽管中国去年宣布不再兴建海外煤电项目，在可预见的未来，考虑到继续使用这个肮脏能源还能带来强劲的收益，一些亚洲国家将会继续提升现有的燃煤发电厂。
尤其牵扯到既得利益时，要筹集资金及早关闭煤电厂难上加难。王珂礼指出，像印度尼西亚就将供煤价格上限定在每吨70美元，而当煤电价格如此具竞争力时，它就会继续被视为主要能源之一；在老挝，煤电厂也有公共资金的支持，这些国家都不会轻易放弃其煤电资产。
他说：“对投资者来说，把钱投入煤炭资产非常赚钱。如果要加速关闭燃煤厂，关键是政策必须改变。”
而中国五大国家层级机构上个月发表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时，对于政府在文件中有关海外煤电厂融资说明，一些观察家注意到，虽中国表示将“全面停止兴建境外煤电项目“，政府却仍会继续“稳慎推进在建的境外煤电项目”。王珂礼指出，文件中模糊的用词，反映了关闭煤电厂并不容易。
涵盖面更广的可持续金融目录
王珂礼说：“世界越来越懂得如何为绿色项目进行融资，也开始遵守信息披露标准，但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若透明度真的提升了，那理想情况下投资者不该再把资金投入重度污染的肮脏资产。可惜世界不是这样运转的。我们到头来还是必须制定监管框架，才能朝正确的方向迈进，否则在能源转型中，资金不会自然流向清洁能源。”
“你去问全球各地的投资者，我相信他们都会这么说。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绿色金融体系。他们需要知道，亚洲在这方面有清楚的方向和目标。”
全球投资管理公司施罗德投资集团（Schroders）亚太区可持续策略主管邓铠俊认为，落实监管条规后要看到实际成效，是需要时间的。他指出，制定绿色金融目录并定义哪些项目是绿色投资，有助于加速这个进程。
他说：“不同区域和国家对于哪些经济活动是可持续的一定会有不同看法，分歧点在哪里必须清楚呈现。有了目录，我们就可以有效作出辨识。目录可提供一个清楚的依据，而如果要目录进一步发挥效应，目录内容就必须也纳入监管条规中。”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迪卡诺萨（Violante di Canossa）在活动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则介绍了UNDP为中国这个经济强国特别设计的、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一致的金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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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透明度真的提升了，那理想情况下投资者不该再把资金投入重度污染的肮脏资产。可惜世界不是这样运转的。
王珂礼，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经济学教授及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主任
据迪卡诺萨分享，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NAFMII）正使用这项目录，为它们推出的社会责任债券与可持续发展债券制定一套债务工具指导原则。
2015年由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及南非这五个金砖国家成立的新发展银行（NDB）去年在推出与SDG连接的债券时，也使用了UNDP的目录。迪卡诺萨说：“欧盟与中国正共同制定的目录是重要的发展，我们也相信那将是个有效的市场工具，但其涵盖范围太债了。我们希望政府也能开始考虑制定范围更广的目录。”
邓铠俊和迪卡诺萨都对于中国能在2060年前达成碳中和目标感到乐观，并相信这会对区域其它国家带来骨牌效应，为各国引入新能源与技术相关的投资。
邓铠俊也相信，中国能成为亚洲重要的能源供应国，尤其一些在生产风能和太阳能时受到限制的城市将可依赖中国的能源进口。此外，邓铠俊指出，一带一路计划的推进，也意味着中国将是区域新兴经济的重要资本来源。
他说：“只要中国往前踏出一步，整个区域相信都会跟着它的步伐，一同迈前。”
